代理孕母之探讨

从民国八十五年五、六月间，首次有不孕症妇女在立委的支持下出面举办公听会为「代理孕母」合法化请命以来，已掀起了国人对「代理孕母」热烈的讨论，其讨论有来自伦理、法律、社会的争论，也有发自不孕症患者内心深处期盼的声音。卫生署长詹启贤于主管会报上指示，目前罹患不孕症的人数增加，且对「代理孕母」的需求性随之日增，所以，开放「代理孕母」已为时势所趋（联合报，1997.9.13第3版）。以国内外的统计数字来看，目前的不孕症比例约占育龄期（22岁-40岁）的10％-15%，亦即台湾地区约有30万左右的人口可能有不孕之症状，其中属于女性子宫方面有受损者约占不孕妇女的1-2成，亦即约5000-10000人左右，难以透过自己的身体来怀孕生子（卫生署，1997)，所以，这些人口可能会是需要寻求代理孕母协助怀孕的高危险群。

所谓的「代理孕母」是指接受不孕夫妻的胚胎植入其生殖器官并代为孕育生产胎儿者，期间不孕妇女的先生与代理孕母之间并无性行为的发生，与传统的借腹生子不同，而且代理孕母必须在孩子出生后交还给不孕夫妻抚养。然而有关代理孕母寻求的范围及条件仍在拟定之中，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定。其实不孕夫妻想要寻求代理孕母代为怀孕最主要的意义，当然就是希望能拥有属于自己血缘的孩子，而这样的需求，不管是在传宗接代观念甚深的台湾或是没有传统文化束缚的国外均是如此。

笔者在做研究的期间曾与几位不孕症患者有所接触，也听到了她们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她们觉得不孕带给她们最大的压力源来自三方面：一为中国传宗接代观念所造成之压力，另一为个人角色任务与角色期待而带来之压力，包含婆家态度所形成的压力、自我期许所带来之压力（个人本身对怀孕深切期望造成的压力，和担忧会影响婚姻幸福所造成之压力）、及外界所带来之压力（朋友关怀带来的压力和外界评论所带来之压力），第三方面则是在接受治疗所带来的压力含盖有来自生理治疗的不适、生活步调改变的压力。虽然社会变迁的脚步快速，但来自过去的传统观念并没有边着这个快速变化的步伐而完全改变，所以，仍会有外界耳语的压力，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女性亦将「怀孕生子」视为自我实现的一个目标，因此，在无法满足个人需求及外在期侍时，不孕症患者会感受到较大的压力。

而不孕患者亦表示不孕确实为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个人情绪上的低落、沮丧、钻牛角尖，更甚是有出现过自杀的念头，而且会使得原本和谐的家庭起了较多的争执、冲突，且又在希望另一半能有子嗣的立场，曾闪过离婚的念头。

当不孕症患者面临到这些压力时，她们都如何去做调适的呢？笔者发现当不孕症患者遇到压力时，最常求助的对象多半是自己的先生及娘家的亲人，而婆家部份及医院内专业人员部份，则是她们较少寻求的对象。其实，在不孕患者不孕的过程中，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毕竟『怀孕生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只是由太太承担起这种种的责任，其身心的功力实在令人难以承受，做先生的要多多体会太太在这段期间的辛苦！你们的体贴与疼惜将是太太最大的支持。

而且，不孕的你们其实并不孤单，你们的心情还有人可以了解，因为每个医院都有社工人员或咨询人员愿意陪你们走过这一段路，陪你们一起度过这人生的转弯处，如果你们有心理情绪上的问题时，欢迎你们能多运用医院内的资源，让我们能为你们尽一点心力。